2022-2023学年湖北省武汉市部分省重点高中高二（下）期末语文试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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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2022-2023学年湖北省武汉市部分省重点高中高二（下）期末语文试卷一、现代文阅读（本大题共9小题，共35.0分）阅读下面的文字，完成各题。 材料一： 赋这种文体，原是中国韵文的一种特殊体裁。它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，富有文采、音节之美。文心雕龙诠赋篇认为它的渊源是“受命于诗人，拓宇于楚辞”，并引刘向别录说：“不歌而诵谓之赋。”可见它是由诗中分化出来的，虽然不能入乐，但却宜于讽诵，在音节与修辞上显示其特征。由汉、魏、六朝而唐，经过辞赋（古赋）、骈赋、律赋几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，到了宋代，又由于新古文运动的影响，欧阳修等古文家试用单笔散体来写赋，在体制上突破了骈赋、律赋的许多限制，风格更接近于散

2、体之文，因而产生了文赋。自宋、元历明、清，文赋逐渐发展成为赋体中最富于艺术情趣的样式。 北宋前期的文人作赋虽然能兼众体，但由于前代及本朝都以诗赋取士，律赋是规定的应试科目，所以仍然最为流行。其特点是对仗工整，音律谐协，韵脚固定。因为多数是为文造情的应试之作，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没有什么成就。所以欧阳修在诗文革新运动中别开生面，对赋体也进行了创新。 从欧阳修的文集中可以了解到，这位古文家曾写过各体的赋，而突破陈规创为文赋，已在他的晚年。嘉祐四年（ 1059年），他获准卸去开封府尹的职务，住在汴京的城南。这时他已五十三岁，体弱多病，目昏手抖，在一个秋日的晚上，因感平生知交风流云散，便写了一首长诗夜

3、闻风声有感，奉呈原父舍人、圣俞直讲，而意犹未尽，便再次扶臂捉笔，运用他纯熟的古文手法写了著名的秋声赋。 这篇赋所流露的低沉情绪，是作者在庆历新政失败后长期苦闷心情的反映。他从多方面描绘了秋夜的物态，以巧妙的比喻把不可捉摸的秋声写得生动具体。一方面他仍然吸收传统辞赋的铺张手法，另一方面却大胆地打破了传统的骈赋、律赋的格律与模式，完全出之以散文。这一尝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文赋的地位从此确立，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便是接受秋声赋的直接影响而写出的。从此以后，历代都不乏文赋名作。 欧阳修开创文赋的新局面，并非出自个人的偶然触发，这在文学史上是有它的继承关系的。就体制而言，辞赋本来就是韵文、骈文和散文三者的

4、综合体，最早的篇章用韵固疏密无定，造句亦骈散不拘。到了中唐，韩愈、柳宗元发动古文运动，影响所及，使律赋的句法也发生了变化，如杜牧的阿房宫赋前半篇仍用律体，而后半篇却采用了散体：“嗟夫！使六国各爱其人，则足以拒秦，秦复爱六国之人，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，谁得而族灭也。”这种写法，可说是文赋的萌芽。发展到宋朝，在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声浪中，骈赋和律赋都逐渐走向散文化。欧阳修本来就能做各体的赋，他在这样广泛的基础上，写出秋声赋和憎苍蝇赋等文赋，终于使之达到了成熟的阶段，这可以说是大势所趋。 （摘编自程千帆、吴新雷两宋文学史欧阳修与文赋的出现）材料二： 唐代的赋中，寓意讽谕讥刺的作品相当多，且自唐初就有。

5、如果回顾从初盛唐到中唐再到晚唐这一类主题的赋作，可以见到其讽谕讥刺之意由隐微而显豁、由旁敲侧击到直接揭刺、由用词微婉到公开激切的发展演化轨迹。 唐赋之讽谕讥刺主题并非唐人创造，而是此前赋作传统的继承与光大。赋在汉代即有“抒下情而通讽谕”与“宣上德而尽忠孝”两种功用。讽谕的功用还可前推到屈原诸作家。不过汉赋的讽谕大多是有限的。当然东汉以后至南朝时，赋的讽谕讥刺力度与作用比西汉时有所增强。因此可以说讽谕讥刺是赋的一个经久的传统，唐赋的这一主题正继承了这一传统。不过可以明显看到，唐赋的讽谕讥刺之意至中晚唐后总体来说显得更为普遍强烈，这是与其前赋作的区别之处。 这一现象原因何在？我们以为原因固多，以下

6、两点是可以考虑的： 其一，中唐以降，文士们倡扬儒家道统，文学上复古之风骤起，儒家的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”之类的诗教说较前张扬，以此士人的以文讽谕讥讽观念进一步自觉与强化，故白居易、孟郊、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杜牧等一大批作家以诗以文干预现实，揭露时弊。在这一风气下，诗赋的讽谕作用再一次焕起而光大，如皮日休自觉地在赋中注入讽谕讥刺之意，罗隐、陆龟蒙的包括赋在内的文学作品多有讥时讽世之作。 其二，赋的讽谕讥刺之意在中晚唐的强化，又与中晚唐时社会与政治的一系列矛盾的深化加剧、社会状况的恶化、文士们每况愈下的处境等时代背景密切相关。文士们的处境又引起他们焦虑、不平、愤慨与失望的心理。处于这一局势下，文士们难有汉赋作者们对宫殿园林的盛美之颂，而多蒿目时艰、心怀讥刺之情了。如此则可理解即使同为宫殿赋，杜牧的阿房宫赋、孙樵的大明宫赋，其讽谕讥刺的主旨作意就与西汉扬雄甘泉赋、东汉班固两都赋的曲终奏雅（指文章到结尾处才归到讽谏上）似的微讽大为不同。 （摘

1.研究拟南芥Q基因的功能,获得了该基因T-DNA突变体,该突变体和野生型相比,对重金属镉(Cd)胁迫抗性明显增加。土壤农杆菌能将自身Ti质粒的T?DNA整合到植物染色体DNA上,诱发植物形成肿瘤。T-DNA中含有植物生长素合成酶基因和细胞分裂紫合成酶基因,它们的表达与否能影响相应植物激素的含量,进而调节肿溜组织生长和分化。下列有关叙述错误的是A.Ti质粒的T-DNA整合到植物染色体DNA上的变异属于基因重组B.该基因有可能编码根细胞膜上的Cd^2·吸收转运载体蛋白质C.可利用T-DNA的特性将目的基因整合到受体细胞染色体DNA中D.可检测拟南芥肿瘤组织的生长和分化情况初步判断T-DNA是否转移

1、2022-2023学年湖北省武汉市部分省重点高中高二（下）期末语文试卷一、现代文阅读（本大题共9小题，共35.0分）阅读下面的文字，完成各题。 材料一： 赋这种文体，原是中国韵文的一种特殊体裁。它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，富有文采、音节之美。文心雕龙诠赋篇认为它的渊源是“受命于诗人，拓宇于楚辞”，并引刘向别录说：“不歌而诵谓之赋。”可见它是由诗中分化出来的，虽然不能入乐，但却宜于讽诵，在音节与修辞上显示其特征。由汉、魏、六朝而唐，经过辞赋（古赋）、骈赋、律赋几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，到了宋代，又由于新古文运动的影响，欧阳修等古文家试用单笔散体来写赋，在体制上突破了骈赋、律赋的许多限制，风格更接近于散

2、体之文，因而产生了文赋。自宋、元历明、清，文赋逐渐发展成为赋体中最富于艺术情趣的样式。 北宋前期的文人作赋虽然能兼众体，但由于前代及本朝都以诗赋取士，律赋是规定的应试科目，所以仍然最为流行。其特点是对仗工整，音律谐协，韵脚固定。因为多数是为文造情的应试之作，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都没有什么成就。所以欧阳修在诗文革新运动中别开生面，对赋体也进行了创新。 从欧阳修的文集中可以了解到，这位古文家曾写过各体的赋，而突破陈规创为文赋，已在他的晚年。嘉祐四年（ 1059年），他获准卸去开封府尹的职务，住在汴京的城南。这时他已五十三岁，体弱多病，目昏手抖，在一个秋日的晚上，因感平生知交风流云散，便写了一首长诗夜

3、闻风声有感，奉呈原父舍人、圣俞直讲，而意犹未尽，便再次扶臂捉笔，运用他纯熟的古文手法写了著名的秋声赋。 这篇赋所流露的低沉情绪，是作者在庆历新政失败后长期苦闷心情的反映。他从多方面描绘了秋夜的物态，以巧妙的比喻把不可捉摸的秋声写得生动具体。一方面他仍然吸收传统辞赋的铺张手法，另一方面却大胆地打破了传统的骈赋、律赋的格律与模式，完全出之以散文。这一尝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，文赋的地位从此确立，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便是接受秋声赋的直接影响而写出的。从此以后，历代都不乏文赋名作。 欧阳修开创文赋的新局面，并非出自个人的偶然触发，这在文学史上是有它的继承关系的。就体制而言，辞赋本来就是韵文、骈文和散文三者的

4、综合体，最早的篇章用韵固疏密无定，造句亦骈散不拘。到了中唐，韩愈、柳宗元发动古文运动，影响所及，使律赋的句法也发生了变化，如杜牧的阿房宫赋前半篇仍用律体，而后半篇却采用了散体：“嗟夫！使六国各爱其人，则足以拒秦，秦复爱六国之人，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，谁得而族灭也。”这种写法，可说是文赋的萌芽。发展到宋朝，在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声浪中，骈赋和律赋都逐渐走向散文化。欧阳修本来就能做各体的赋，他在这样广泛的基础上，写出秋声赋和憎苍蝇赋等文赋，终于使之达到了成熟的阶段，这可以说是大势所趋。 （摘编自程千帆、吴新雷两宋文学史欧阳修与文赋的出现）材料二： 唐代的赋中，寓意讽谕讥刺的作品相当多，且自唐初就有。

5、如果回顾从初盛唐到中唐再到晚唐这一类主题的赋作，可以见到其讽谕讥刺之意由隐微而显豁、由旁敲侧击到直接揭刺、由用词微婉到公开激切的发展演化轨迹。 唐赋之讽谕讥刺主题并非唐人创造，而是此前赋作传统的继承与光大。赋在汉代即有“抒下情而通讽谕”与“宣上德而尽忠孝”两种功用。讽谕的功用还可前推到屈原诸作家。不过汉赋的讽谕大多是有限的。当然东汉以后至南朝时，赋的讽谕讥刺力度与作用比西汉时有所增强。因此可以说讽谕讥刺是赋的一个经久的传统，唐赋的这一主题正继承了这一传统。不过可以明显看到，唐赋的讽谕讥刺之意至中晚唐后总体来说显得更为普遍强烈，这是与其前赋作的区别之处。 这一现象原因何在？我们以为原因固多，以下

6、两点是可以考虑的： 其一，中唐以降，文士们倡扬儒家道统，文学上复古之风骤起，儒家的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”之类的诗教说较前张扬，以此士人的以文讽谕讥讽观念进一步自觉与强化，故白居易、孟郊、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、杜牧等一大批作家以诗以文干预现实，揭露时弊。在这一风气下，诗赋的讽谕作用再一次焕起而光大，如皮日休自觉地在赋中注入讽谕讥刺之意，罗隐、陆龟蒙的包括赋在内的文学作品多有讥时讽世之作。 其二，赋的讽谕讥刺之意在中晚唐的强化，又与中晚唐时社会与政治的一系列矛盾的深化加剧、社会状况的恶化、文士们每况愈下的处境等时代背景密切相关。文士们的处境又引起他们焦虑、不平、愤慨与失望的心理。处于这一局势下，文士们难有汉赋作者们对宫殿园林的盛美之颂，而多蒿目时艰、心怀讥刺之情了。如此则可理解即使同为宫殿赋，杜牧的阿房宫赋、孙樵的大明宫赋，其讽谕讥刺的主旨作意就与西汉扬雄甘泉赋、东汉班固两都赋的曲终奏雅（指文章到结尾处才归到讽谏上）似的微讽大为不同。 （摘